记者 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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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日前出版的《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2）》指出，在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强的背景下，预计2022-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将逐年放缓。为了稳经济，积极财政政策将持续发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这一期间将保持一定强度，预计平均增速在7.4%以上。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4.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4%。

财科院在蓝皮书中称，未来在制定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年度预算安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打破财政的“不可能三角”，即“增支”（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减收”（减税降费以降低实体经济负担）、“控债”（控制政府债务以防范风险）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已有类似实践。比如在居民收入断流的紧急状态下，采取财政货币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当前，部分居民和家庭增收陷入困境，我国也可以考虑类似的政策安排。”报告称。

报告指出，从国内看，疫情的影响仍将延续，未来较长时间内国内预期仍将偏弱，内需恢复尚需时日，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微观主体面临的生存发展风险仍在扩张。就业的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蓝皮书发布会上说，当前大家对财政政策理解的一个误区是过于在乎赤字率和杠杆率。

“市面上常提的3%赤字率安全线、60%杠杆率安全线，实际上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当时就是为了限制南欧国家不要随便花钱。赤字率定在多少，关键是要综合考虑国家的经济状况、就业状况以及通货膨胀状况。”他说。

余永定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金融风险不是来自宏观经济概念的杠杆率，而是来自微观的企业层面。这需要通过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手段来解决，而不是从宏观上全面降杠杆。

“一直以来我们有点因噎废食，为降低杠杆率而牺牲增长。实际上，加快经济增速，可能是微观层面让体制机制改革阻力减小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降低宏观杠杆率未必能解决企业杠杆率，也未必能解决因体制机制产生的微观层面的金融风险。”

“我始终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经济增长不是一切，但是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一切。中国杠杆率高是有一定风险，但是风险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么大。较高的杠杆率是投资率高的表现，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和优势。要真正地降低杠杆率，还是要靠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杠杆率是不可能真正降下来的。”余永定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