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统计局将贫困发生率定义为“人均收入无法充分满足个人基本食品和非食品需求的菲律宾人的比例”。据菲律宾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菲律宾贫困发生率为18.1％。图为菲律宾伊穆斯的几名儿童在水淹的街道上玩耍。 （新华社/图）

当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特工破门而入后，11岁的马龙（化名）终于结束了令他痛苦不堪的“直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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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马龙的叔叔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我刚进房间，叔叔就让我脱掉衣服……”马龙向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SBS）回忆。

当时，马龙的叔叔已经在网上联系了几名外国人士，他们正在电脑屏幕前等待这场“儿童在线付费色情直播”。

新冠疫情后的三年里，菲律宾儿童性侵犯现象愈发严重。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使尼基·普列托-特奥多罗透露，2022年，菲律宾网络儿童性剥削事件上升了280%。早在2016年，菲律宾就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为“全球儿童性直播中心”。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就任后宣布，将对儿童性剥削产业发起一场“全面战争”（all-out war）。

“家庭生意”

为了赚取海外恋童癖者群体的钱，马龙的叔叔开始频繁地在摄像头前性侵犯他。一同受害的还有马龙的姐姐。

“有一次，叔叔拿枪指着我的头，他警告说‘不能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年幼的马龙不知所措，他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我不知道谁花钱看我的视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在互联网看到有关马龙的色情照片和视频后，国际刑警组织一步步定位到恋童癖者的资金交易和马龙的叔叔家。

新冠疫情肆虐，菲律宾人也经历了居家隔离、停工停课，一些囊中羞涩的父母也将困在家中的孩子视为“牟利工具”。

英国《卫报》将儿童性直播称做一场“家庭生意”。遭受性剥削的菲律宾儿童总是在早上迎合欧美人的作息时间，起床直播。夜幕降临，这些孩子又要满足澳大利亚“顾客”的作息需求。

多数情况下，亲生父母或近亲往往是儿童性直播的录制者和操作者。

“为了赚钱，贫穷的父母会让孩子献出肉体。”菲律宾非营利组织Preda基金会创始人谢伊·卡伦神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个菲律宾六口之家，父母强迫家中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做性直播，最小的男孩只有6岁。

79岁的谢伊·卡伦早年以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份来到菲律宾，长期致力于为菲律宾儿童争取基本权利。如今，卡伦的Preda基金会收治了大约60名遭受网络性剥削、无家可归的菲律宾儿童，并为其提供住宿、心理治疗以及受教育机会。

廉价的互联网、英语普及率和完善的国际汇款体系，为菲律宾成为“全球儿童性直播中心”推波助澜。

“只需要一台移动上网手机、互联网，这些家庭就能给恋童癖者提供性直播。”卡伦说，大多数“顾客”会用国际汇款支付，“只要父母收了钱，他们就会持续生产性直播。”

卡伦还发现，在这场“家族生意”中，父母会先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晒出孩子的照片、发布性直播广告，等待皮条客或海外恋童癖者联系。而男性亲属往往是直接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当事人，母亲则负责与海外性犯罪者沟通、交易。

年龄越小、虐待越极端，收费就越高

观看儿童性直播的性犯罪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往往是隐藏在网络背后的恋童癖者。

2013年，荷兰儿童权利组织Terre Des Hommes较早地在网上创建了虚拟人物“甜心”，它的形象就是一个10岁的菲律宾女孩。短短两个月内，该机构调查出一千多名愿意付费观看“甜心”性直播的犯罪者，他们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

长期致力于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暴力侵害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正义使团（IJM）也发现，菲律宾政府从国际警察局收到的网络儿童性剥削案件是其他国家的8倍，大多数性剥削犯罪者来自同一时区的澳大利亚。据澳大利亚政府统计，2021年，有关儿童性剥削的报告案件增加了66%。

从社交媒体、约会网站到网络论坛，菲律宾儿童性直播的广告随处可见。南方周末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输入“Philippines Girls”（菲律宾女孩）等关键词后，可发现大量带有诱导意味的儿童色情海报。

2021年，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AIC）分析了7名本地性犯罪者的聊天记录，后者观看并远程指导了145起涉及74名菲律宾儿童的性直播案件。

“每名性犯罪者往往会侵犯四至六名儿童，侵犯时间短则两个月，长则4年。而受害儿童多为兄弟姐妹，平均年龄在11岁之间。”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在上述报告中透露，每场儿童性直播的平均费用约为51美元，受害儿童的年龄越小、性虐待形式越极端，其直播收费越高。

“这些海外恋童癖者会先跟菲律宾女性交往，等到时机成熟，他们便会向成年女性索要儿童的照片，并给予一定费用。”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援引菲律宾宿务省科尔多瓦市的警官艾洛娜·卡玛凡卡（Ilona Cimafranca）的话，“第一张儿童照片往往是自己或亲戚的孩子。”

在艾洛娜处理的网络儿童性剥削案件中，儿童照片的尺度逐渐增大，往往始于一张穿着衣服的儿童静态照片，再发展为裸照，甚至色情视频，“一旦性犯罪者获得受害儿童亲友的信任，性剥削就很容易发生。”

“为了生存，你也必须这样做”

14岁的萨沙（化名）生活在菲律宾的贫困社区，她的姑姑曾以“帮助家人生活”的名义诱导其参与性直播。

“姑姑告诉我，参与性直播才能让家人买得起食物和牛奶，才能供我的表妹上学。”萨沙向社会工作者回忆时说。

贫困是将菲律宾儿童推向性直播深渊的重要原因。据菲律宾统计局(PSA)公布的数字，2021年，该国的贫困率高达18.1%。

“菲律宾人通常认为在线性直播是无害的。身处海外的性犯罪者没有直接接触儿童的身体，因此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菲律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恩西纳斯·佛朗哥的话。

其实，远在摄像头背后的性犯罪者只会一步步加深对儿童的性剥削。早期，性犯罪者只会付费让儿童摆指定的姿势。后来，他们则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诸如让儿童同他人在镜头前发生性行为，甚至飞到菲律宾侵犯儿童的身体。

谢伊·卡伦神父在菲律宾生活了50年。他发现，可能由于社会保守主义和对家庭观念的重视等原因，菲律宾人很少公开谈论儿童性侵犯问题。

“受害儿童年龄小、缺乏社会经历，很难直接指控性暴力者。若施暴者是父亲，母亲更会选择维护家庭、保护伴侣。”卡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菲律宾蓬勃的色情产业同样刺激了儿童性剥削现象。1974年，卡伦在港口城市奥隆阿波创建了Preda基金会，这里紧邻美国苏比克湾（Subic Bay）海军基地。

“美军基地给菲律宾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也增加服务美军基地的色情产业。”卡伦记得，当时，奥隆阿波街头有百余家色情酒吧。

美国《华盛顿邮报》也注意到，美国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有超过9000名酒吧女郎被注册为“娱乐工作者”（entertainers），不过当地政府会要求她们每周接受性传播疾病监测。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是菲律宾政府向海外游客宣传菲律宾色情业的一种手段。”

而酒吧老板经常假装遵守规则只招18岁的“娱乐工作者”，实则未注册的自由职业性工作者、人口贩运受害者更多。

1992年，美军撤离菲律宾苏比克湾与克拉克空军基地。菲律宾政府随即将苏比克湾、安吉利斯城（Angeles City）转为自贸港和经济特区。开放经济特区后，更多美国、日韩公司在当地设立驻点，导致色情行业继续膨胀。

菲律宾政府对色情产业的态度也略显“暧昧”。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表示，“女孩们就在那里，外国人也期盼来到这里。他们一起在沙滩上晒着日光浴。”

色情产业危害数十年，不少菲律宾母亲曾在未成年时期也遭受过强奸或性侵，这滋生出一种“补偿心理”。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多名菲律宾社会工作者的话，“如今的儿童性剥削是世代相传的，家长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想法：‘我经历过性剥削，为了生存，你也必须这样做。’”

多措并举打击网络儿童性虐待

过去，菲律宾儿童一度缺乏法律保护。1986年，奥地利男子海因里希·里特曾将两名菲律宾流浪儿童带到奥隆阿波的旅馆，性侵后又付给他们几美元了事。七个月后，其中一名儿童死于性病。

这名死亡儿童的亲属以“强奸12岁以下未成年人”为由将里特告上法庭。1991年，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决被告里特无罪，他仅被驱逐出境。

2022年3月4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修正案《反性虐待或性剥削儿童法案》。该法案禁止一切形式的儿童性虐待或性剥削，包括在线虐待。同时，菲律宾儿童的性同意年龄也被提高到16周岁。

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儿童网络性剥削的搜证取证难度很大。这是因为性直播通常不会产生犯罪证据，性犯罪者支付费用的金融交易记录也难以追踪。

菲律宾2009年颁布的《反儿童色情法》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需安装软件，阻止儿童色情品传播。互联网巨头微软、Meta的发言人也曾表示，对性犯罪者在其平台上的儿童性剥削“零容忍”。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上述大型互联网巨头公司暂未安装videoDNA或photoDNA等软件审查儿童性剥削行为。

“在菲律宾，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是强大的游说团体，这些公司宁愿支付罚款也不愿遵守法律。”卡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21年7月，一个名为“让我们谈谈战略”的社交账号在YouTube和Facebook上被封杀。该账号的内容多为“指导恋童癖者如何与儿童发生性关系”。

目前，菲律宾政府正尝试净化网络环境。2022年2月，菲律宾政府要求社交媒体实名制注册，以防网络被滥用。8月，菲律宾司法部长克里斯平·雷穆拉（Crispin Remulla）宣布向儿童网络性剥削“开战”。

“我们不遗余力地要求电信服务商在系统中增加过滤器。”雷穆拉还做出承诺，菲律宾政府将联合反洗钱委员会和通信部一起打击网络儿童性剥削。

举报儿童性虐待行为是拯救儿童的可行方式之一。卡伦创建的Preda基金会有多个儿童之家，也对外设有儿童救助热线电话。

“每当我们的员工得到儿童性侵犯的信息时，他们会和当地政府的社会工作人员一同敦促警方，营救受虐待的儿童。”卡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救援行动会花费数天，甚至几周，获救的孩子会在“儿童之家”得到照顾。

“孩子们会为父母做任何事情”

“遭遇性侵的儿童容易失眠多梦，情绪易怒和沮丧，不愿与人接触。如果性虐待行为未得到修复，儿童会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焦虑等长期影响。”美国国家儿童创伤压力协会（NSPCC）在官网表示。

在Preda基金会的创伤治疗中心里，卡伦为孩子们安排了教学课程、空手道和排球等运动课，以及讲故事课等。

最艰难的治疗发生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卡伦描述说，这里的墙壁和地板上铺着隔音软垫，房间里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一名治疗师则静静地坐在房间，准备为孩子提供帮助。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是我？”几名接受治疗的儿童在房间里大声哭喊，双手砰砰地捶垫子。

数十年来，Preda基金会一直用情绪释放疗法帮助创伤儿童直面性虐待的情绪影响。

“他们的痛苦是情绪上的，如果长时间不释放压力会成为精神上的痛苦。”卡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的治疗中心里有46名工作人员，每年可以为一百多名收治儿童提供帮助。

受虐儿童恢复正常生活后，Preda还会为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争取基本权利，包括向施虐亲友提起法律诉讼。

不幸的是，受害儿童常常出现自我“道德绑架”的情况。一名菲律宾男孩曾在治疗过程中告诉英国《卫报》，自从他开始“表演”后，家里的生活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可以在连锁快餐店吃好吃的，母亲也不用再去工厂工作了。”

英国《卫报》还在2016年公布了一桩菲律宾儿童网络性直播案件的来龙去脉：早期，菲律宾女孩妮可（化名）在其母亲的逼迫下开始“表演”。13岁后，她便主动在网上搭讪恋童癖者。

“孩子们会为父母做任何事情。”联合国儿基会驻菲律宾代表洛塔·西尔万德也警告说，但是，“不论亲生父母还是他人，任何儿童性虐待行为都将成为一个人道德上的污点，也会对儿童身心发展造成严重伤害。”

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卓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