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下称“碳关税”或CBAM）的提案修正案文本。除去此前的五大行业之外，新版碳关税扩大了征收范围并纳入了间接排放。该提案引发了高度关注，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减碳与贸易方面或将面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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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下午，由第一财经主办的2022年零碳峰会上，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从本质上看，碳关税是一种绿色贸易壁垒，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的产业竞争，应对气候变化带来能源和产业的革命，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

与初版草案相比，最新投票通过的CBAM明确，除了最初的钢铁、炼油厂、水泥、有机基本化学品和肥料等行业外，碳关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新增了有机化学品、塑料、氢和氨等行业。

柴麒敏提出，由于价格差异等因素，欧盟采取碳关税的保护措施，使其成为制造贸易壁垒的新工具，目的主要是为了减少碳定价对欧盟乃至欧洲市场内部产业的冲击和产品竞争力的削弱。毫无疑问，未来这一类政策将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产生深远影响。

按照CBAM此次的立法设计，柴麒敏分析称，CBAM和WTO条款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WTO相关条款明确规定，任一缔约国的政府措施，应对来自其他缔约国的输入货品给予与本国产品相同的待遇，这或许是与碳关税相矛盾的机制。

“另外，作为单边的贸易措施，CBAM绕开了《巴黎协定》下的多边框架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发达国家本应承担的碳减排责任转嫁给了作为贸易伙伴的发展中国家。”柴麒敏进一步指出，这将对《巴黎协定》的全面平衡有效实施带来冲击，或将对全球自由贸易和福利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在柴麒敏看来，CBAM政策也或将影响WTO相关规则的制定，需要引起警觉。

那么，即将到来的欧盟碳关税（CBAM）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柴麒敏认为，从我国角度出发，因为CBAM直接跟欧洲碳市场挂钩，我国出口欧盟的产品中大部分碳排放来自金属、化学品和非金属矿物，如机电产品、纺织品、金属制品、化学品等，均属于欧盟碳关税产品征收范围。这对中欧之间的贸易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同时，CBAM还会形成欧盟在国际标准制定、第三方机构（如法律、金融、认证）等领域的垄断地位，相关的要求和数据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造成非生产性劣势。

国际航运发展方面，柴麒敏提出，航运业碳减排成本毫无疑问会转嫁到物流成本，这对未来大宗产品的贸易将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在全球供应链所传递下来的减排压力。柴麒敏表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发达，很多跨国企业在我国有大量的制造生产基地，可能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减碳投入增加，汽车原材料价格或将会上涨，导致汽车产业生产成本上升。柴麒敏指出，特别是针对汽车零配件、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相关贸易和技术壁垒问题，引起了国内广泛关注。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涉及此类话题。

全球碳中和进程下，不少企业的风险来源与影响也发生了变化。柴麒敏认为，从目前来看，大量涉及碳关税征收范围的产品以及包括企业，都面临着企业碳资信、产品碳足迹标识等方面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相关企业该如何应对全球碳壁垒带来的挑战？

柴麒敏建议，对企业而言，首先需要密切追踪政策变化趋势，提前着手进行全球性部署，加强对CBAM的合规性应对，做好碳关税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影响分析评估，建立内部碳价风险评估机制，以应对碳贸易和技术壁垒。

其次，要加强全球产业链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前了解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正在出台的约束政策，提高应对这类风险的能力，促进形成认证评级制度上的互认标准。未来减少对高碳资产即高风险资产的投入，同时注重运用新的手段，比如像碳市场，ESG治理中要求的责任投资等。

最后，技术创新才是关键，相关企业应注重新型电力系统、氢能冶金化工、零碳装备制造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做好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在这过程中，还要强调智能数字技术，发挥一体两翼的作用，加快数字技术的产业转换。